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意义更在个案之外|荔枝时评

荔枝新闻2025-04-17

文/李宜桐

（作者李宜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法律学者；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发生在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在持续的网络激辩中，迎来了法槌落地的时刻。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席某某强奸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日，本案所涉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宣判，同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结果宣布后，审判长就订婚是否意味着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定罪的证据争议、舆论是否干扰司法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此前，席某某与吴某某订婚后，在婚房内发生性关系，女方当日报警称遭强奸，继而席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法院一审宣判，认定强奸罪成立，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3年。一审法院另判决，驳回男方关于返还婚约财物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起案件的归宿，二审判决至关重要。尽管从法律上讲，二审宣判之后，被告人还有申诉“翻盘”的机会，但从诉讼上看，审判程序已经终结。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和事实，或者程序明显违法，申诉并不会有颠覆性的结果。

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公众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起与“订婚”相关的刑事案件。此前，网络上有传言，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不成，反告男方强奸；还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两人具有恋爱关系、且有订婚事实，发生性关系后，男方还能被定性强奸罪犯等。审判长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既了解过程原委，同时又有专业知识，第一时间站出来“有一说一”，有利于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增强判决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也有利于警醒公众、消除误区。

警示之一，订婚不是性关系的“通行证”。诚然，订婚、彩礼是传统，在很多地方，对这些礼仪还有很强的认可度，但也要看清的是，订婚、彩礼并非法定的结婚要素。即便订过婚、给过彩礼，也不意味着，一方就可以违背另一方的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刑法上，强奸犯罪的核心条件是违背妇女意愿。如今，即便是合法婚姻，违背该条，都可能构成强奸犯罪，遑论两人只是订婚的关系。

警示之二，大众错误认知需要得到纠正。很多人质疑和讨论此案中的处女膜情况，处女膜的状况并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国内外医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发生性行为是否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我国相关司法文件和案例对此也已明确。根据鉴定意见，在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席某某的精斑以及席某某、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综合电话录音等形成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强奸事实存在。

警示之三，司法绝不容忍“舆论冲击”。因为涉及个人隐私，该案原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受害人的隐私被曝光、各类谣言散布于舆论场中。早在一审之初，即有女方“以告强奸进行敲诈”“被害人有过婚姻史”等网络谣言。二审期间，席某某母亲作为辩护人，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法院在官方辟谣的同时，依法对其进行训诫，这也是对网络谣言“操盘手”的一记警钟。

山西“订婚强奸案”的事实真相浮出水面，网络谣言随之退潮，但警音仍萦绕不去。此案二审宣判让违法者承担了应有的代价，也对于社会观念革新产生了正面影响，广大公民应当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用法治思维破除“订婚就有性权利”“彩礼捆绑权利”等错误观念，让法治文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