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莲
梁凤莲
●两千多年来，每当变幻时，颠覆性的政策调整或者技术革命给岭南文化的生命力、柔韧性、延续性带来严峻考验，岭南传统教育总能以强大的内生稳定性渡尽劫波
●在岭南教育从低谷重返高峰的过程中，作为底色的岭南文化在文明多样性和教育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经过癸卯学制及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岭南教育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成功之处在于保持了文化血脉的连续性和地方特征的统一性
文化与教育，相互成全、相互影响。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看，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次年废除科举。从戊戌变法开始酝酿的风暴正式掀起巨浪，对于岭南教育体系来说，之前书院打下的大好江山付之东流，一切从头开始。两千多年来，每当变幻时，颠覆性的政策调整或者技术革命给岭南文化的生命力、柔韧性、延续性带来严峻考验，岭南传统教育总能以强大的内生稳定性渡尽劫波。
一
中国的学制从唐朝发展至今，简而言之是从书院到学校的过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始自唐代，岭南最早的、正式的书院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的英德涵晖书院。相较长三角，珠三角的书院建设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的逆袭之路。及至明朝，在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广府籍高官的推动下，南粤书院有了长足进步，数量仅次于江西。到了清朝，岭南的教育体系实现了超越，数量多于江西，质量也位居全国前列。谢国桢先生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称赞道：“粤中人文，赖以蔚成，其风流余韵，至今未泯也。”以广州为代表的书院体系为中国近代社会贡献了如梁启超、戴鸿慈、梁廷枏、梁鼎芬、岑仲勉、黄煟南、吴兰修等一大批有识之士。
20世纪最初的20年，学制的“破”与“立”经历了四次大的政策调整，分别是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书院”与“学校”的分水岭在1904年，过渡期间还经历了短暂的“学堂”。
广州书院的“停、废、改”集中在1902—1903这两年，羊城书院因年久失修停办，学海堂和应元书院改为阮太傅祠、广东先贤祠，只有广雅书院改为两广大学堂，书院的结局令人唏嘘。20年后的1922年，广州已有公立中小学校94所，私立中小学校168所。1924年，广东有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私立岭南大学、私立夏葛医学校等高等学校12所。同年2月，孙中山先生将前3所学校合并为广东大学。1926年，国民政府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成为华南多学科综合性最高学府，广东重回教育大省行列。在岭南教育从低谷重返高峰的过程中，作为底色的岭南文化在文明多样性和教育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
岭南文化的时代性表现为岭南人从古至今具备顺应时代潮流、迎合社会趋势的全局观和大局观。癸卯学制颁布后，在教育转型现代化这一方向上，岭南人从上而下形成共识。
学制变革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变的重要环节，改制参照的是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从废除旧学制到建立新学制，是清政府痛下决心实施一系列改革的结果。当时的广东，从两广总督到普通教员都认同这是天下大势所趋。
1901年，清政府正式发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1902年，两广总督陶模把广雅书院改建为两广大学堂。从1901年颁布“兴学诏书”到1905年下诏废除科举，这些教育改革法令在广东得到了实行。1901—1904年广东境内有27所书院改为学堂，在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至1910年，便有55所书院改学堂，比前一时期多了一倍。
制度确立之后，机构与人员是制度得以贯彻的必要条件。除了督抚，分管教育官员的执行力也十分重要。1906年上任的广东第一任提学使于式枚很重视新学，就任后首要任务即推动全省兴办学堂。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钟荣光任广东教育司司长，他遵照孙中山先生“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的教育理念，建议成立了广州督学局，任命曾在日本留学的何剑吴为局长，在广州大力推动“壬子学制”。
三
岭南文化的底层逻辑是文化的平民性，在历史转折关头突出表现为群众的实践性，行动先于理论，自上而下形成共识后，往往很快自下而上发起行动。
癸卯学制前，广州也存在大量私人办的书院，只不过那些书院大都由督抚、知府等高官倡办，背后有雄厚的官府资金支持。1902—1903年间，广州出现大量由个人创办的新式学堂，例如公益女学、坤维女子学堂、教忠学堂、群益学堂、广益学堂等，填补了书院停废后出现的教育空白。
岭南文化的平民性首先表现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学堂开支甚大，需苦心经营，广东各地乡绅将兴学、育人、强国视为己任，自觉担当，积极投身于改建或新建学堂。彼时建立的新式小学堂，基本上以地方乡绅为主要建设力量。
岭南文化的平民性其次表现为“顶硬上”精神，逆势争先，不惧艰难。1906年，何剑吴担任南武学堂校长，南武条件极其艰苦，任教者，“全为义务职，只供教员膳食，不计薪金”。何剑吴以南武为家，寝食于斯，无间寒暑，依然不能实现收支平衡，靠向公学会同人借贷发出工薪，困难时，他变卖祖屋以资挹注。即便如此，在德智体群美综合教育中，何剑吴大力推崇体育运动，使得南武“体育固驰名于南国”。
四
岭南文化的韧性首先表现为开放的治理结构与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相结合，两者相加带来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岭南传统教育发展到了清朝，一方面，是书院的官学化，统治阶层垄断了科举教育的主渠道。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渗入，为岭南带来了新文化因素的萌芽，岭南文化的开放性更多地兼容了西方教育的种子。除了民间私人办学，教会办学为岭南教育快速发展发挥了补充作用，仅女子学堂，1860—1907年，广州就大约出现了40多所女子教会学校，主要有1872年美籍传教士创办的真光书院，1888年美国浸信会开办的培道女校，1892年美国传教士赖马西医师创办的明心瞽目女塾等。
岭南文化的韧性其次表现为面对环境突变时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灵活应对、主动变革。
文化的领先不能满足于“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然而，改良社会绝非空谈就能完成，铲除封建残余、顽固思想需要勇气和胆略。辛亥革命后，广东作为革命大本营探索教育改革之路虽崎岖却大胆，推出了多项革命性举措，如废除尊孔、男女同校等，在当时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停止”，广东教育司司长钟荣光积极响应。1921年，“五四运动急先锋”袁振英作为校长在广东省立一中（现广雅中学）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此举受守旧派人士的公然反对，但得到当时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支持。中学男女同校在广州首创，后逐渐推广至全国。
文化的延续必须扎根社会和市场，岭南教育领域的创新突破带有很强的务实性。在女子职业教育领域，1899年美籍传教士富玛利创办了广州第一所女医学堂——广州医学堂。1905年美国人夏葛捐资扩建广州医学堂，改名夏葛女医院。夏葛女医院被认为是广州独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开端。
五
回顾20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的巨变，启示是丰富而深刻的。将癸卯学制带来的转变放在两千多年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观察，可以发现，纵然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最有力的载体，变化产生的冲击是巨大且深远的，却没有改变岭南文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内在特质。
现代性与地方性在冲突之后完成互融互通，变革产生的现代性融入地方性，而岭南文化的地方性也体现在对现代化探索的积极回应和深度参与上，形成了广东今天众多百年老校风华正茂的景象。经过癸卯学制及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岭南教育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成功之处在于保持了文化血脉的连续性和地方特征的统一性，唯有如此，才能为未来的教育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级作家，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